晏继祖：康乐县首任民主县长高龙舟（组图）
1954年8月7日这天，有一位名叫戴克夫的医生，手持临夏专区专员公署领导人马青年、张乐山、张质生三人联名签署的公署用笺，从临夏专区公署，专程奔赴兰州甘肃省人民医院，参加当时因患急性胆结石住院的时任康乐县人民政府县长高龙舟先生的病情会诊。那时的临夏专区各项工作千头万绪，日夜奔忙操劳的临夏公署主要领导人，为什么要以亲笔专函的方式，特意委派医生专程来省人民医院，给高龙舟县长治病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高云（1891-1960年）字龙舟，汉族，祖籍康乐县八松乡烈洼村高家窝铺，后来随父辈迁移到本村葱滩庄，他天资聪慧，机敏过人，幼年在祁梅仙创办的葱滩私塾里接受了传统的经书教育，他读书刻苦，勤学好问，成绩优异。私塾毕业后，考入临洮县公立学校学习，毕业后曾经在八松树风学校下属的烈洼风化初级小学任教多年。
八松乡位于康乐县西北角太子山麓药水峡口，紧依蔃台山，北越怀山子即达风景名胜松鸣岩，地灵人杰，在这里孕育了甘肃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牛载坤，民国初年，牛载坤、胥灵峰创办了八松树风学校，这是整个临夏州最早的近代新式学堂之一，八松一度成为当地新式教育中心。高龙舟早年一直在这里生活、读书、教书，时常与牛载坤、胥灵峰等交往还共事，受其熏陶，他逐渐树立了忧国忧民、兼济天下的人格理想，并体现在自己的行动中。
清末民初，由于长期社会动乱，八松、烈洼一带人烟稀少，森林茂密，时常有虎豹豺狼等野兽出没，侵害乡亲及其牛、羊、猪等家畜。为了看家护院，保护乡邻，闲暇时间，高龙舟便时常跟随父辈们用老土炮（自制土枪），射击各种为害人畜的野兽，由此练得一手百发百中的好枪法，多次保护了老百姓的牲畜，乡亲们称赞为“神枪手”。青年时代的高龙舟高大魁梧，壮实有力，富有责任感、正义感，办事公道，加之他学识渊博，能言善辩，有胆有识，在当地威望素著，深受父老乡亲们的拥戴。
民国十八年（1929年），河湟事变后，由于匪徒们的破坏，烈洼学校的所有校舍全被焚毁，学校停学，师生流散，高龙舟即在家乡组织周围好几个村庄的枪手、猎户们，练枪自卫。同年夏季的一天，从槐山子梁背后窜来了一股为非作歹的土匪，妄图钻进八松庄、烈洼村的几个小山沟里，肆意地烧杀抢掠，吓得许多乡亲们都躲藏在高家窝铺的庄子里，屏住呼吸，不敢声张。
当猖狂成性的匪徒们刚走到庄口，准备要抢劫牛羊时，突然，从庄子四周的窝铺林、烈洼林、白桦林等密林里枪声大作，喊杀声四起，原来是高龙舟提前把家乡周围，曾经经过训练的猎户、枪手们组织起来，早已埋伏在几个庄子周围，严阵以待，让乡亲们打枪的打枪，呐喊的呐喊，震耳欲聋的土枪怒火和斥责喊杀声同时齐发，吓得这股土匪们拖着几个受伤的同伙狼狈逃窜，从此再也不敢到八松川里来祸害，乡亲们的生活才得以安宁。
由于人品好，枪法准，并剿匪有功，又在当地猎户、枪手中能一呼百应，1929年高龙舟被临洮县政府（当时八松乡为临洮县西乡第五区）委任为暂编便衣游击第一队队长，人们称他“高队长”。1930年起担任甘肃省省防游击第一路步兵第一营第二连连长。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6月，临洮县政府成立了洮西保安团，团长高文炳(字虎丞，八松乡高家窝铺人)高龙舟担任副团长兼任第一中队长，下辖3个分队，驻防苏集丰台堡；第二中队长杨柱丞，辖3个分队，驻新集、高家集，维持社会秩序。是年9月，洮西保安团改成康乐保安团，主要用来保护刚刚成立的康乐设治局。
民国二十五年年(1936年)春，康乐保安团等地方武装改编为甘肃省直属第二保安大队，正队长高文炳，高龙舟担任副大队长，兼任康乐保安团第一中队上尉中队长。由于大队长高文炳患病在床，高龙舟实际负责主要工作。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腊月，大队长高文炳因病去世，高龙舟升任大队长，继续努力维护着全县各民族老百姓安定团结的生活秩序。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8月，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将甘肃省直属第二保安大队，改为甘肃省第五直属大队，官兵213名，大队长由保安五团第一大队长张用久(临洮人)担任，高龙舟被任命为总指挥。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国民党康乐县政府把甘肃省第五直属大队改编为康乐县自卫队， 担任保安大队长时的高龙舟任康乐自卫队总指挥，经他举荐，好友张朝鉴（鸣鹿乡人） 担任了大队长的职务。
康乐保安团、保安大队成为当时维持地方秩序的主要武装力量，掌握了这支武装，在地方政治稳定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是，高龙舟是一个善于思考、富有政治远见的人，他对康乐的复杂环境有切身的感受和深刻的认识，他深知，如何处理好民族关系、做好回汉民族团结工作，才是促进地方安定的关键。因此，在他任职其间，始终不移的竭力促进回汉民族团结，以期达到保境安民之目的。遇到民族矛盾、纠纷，慎重对待，坚持公正处理，从不偏袒任何一方，从而受到当地回汉群众的拥护。另一方面，他真心诚意的与回族上层人士道家(穆扶提)门宦教主、张门门宦教主主动搞好团结。回族道家门宦(中国伊斯兰教四大门派之一)门徒较多,在洮西以及甘青交界的河、湟一带有广泛影响，在康乐县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处理民族问题、地方事务的长期交往中，高龙舟以他耐心细致地努力、真诚言行，赢得了康乐回族各门宦上层人士的信赖，与道家门宦老人家(教主)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互相尊重，感情融洽，汉族过年，回族开斋，均按彼此风俗习惯互相慰问祝贺；重大事务，坦诚相见互相协商，顾全大局，为促进康乐地方社会的稳定奠定了基础。高龙舟能够为地方安定做出贡献，后来担任县参议会议长，与回族上层人士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而这又是他后来能够为党、为人民解放事业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之一。
从高龙舟担任康乐保安（团）队职务到参议长的近二十年时间内，康乐民族团结趋势日益良好，由高龙舟为代表的各民族社会贤达们建立的这种友好、团结的关系，为解放后党领导下新型民族团结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康乐县原属狄道（临洮）西乡，自古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1936年设县，政治资源薄弱。解放前，封建军阀、反动势力利用各种手段挑拨离间，制造矛盾冲突，致使康乐社会长期兵连祸结，动荡不安，田舍荒芜，人民流离失所死于非命，如何维护民族团结，保境安民，逐渐成为各界仁人志士的共识，高龙舟先生以他过人的胆识和朴素的政治智慧自觉的承担、实践了这一社会责任。他团结各族人民保境安民、安抚流亡的事迹，至今仍在家乡人民之中传颂。
高龙舟在青壮年时代，就与佛教结下善缘。在与康乐县八松乡一山之隔的风景名胜和政县松鸣岩，是甘南藏族佛教圣地，这里建有临潭县水磨川筛巴寺所辖的佛教寺院独岗寺，高龙舟早年即与当地乡绅三老，共同开山修路，扩建独岗寺，曾任该寺院主。在那里广交佛门弟子朋友，以虔诚之心团结各界人士，特别是与临潭县水磨川筛巴寺肋巴佛结成了挚友。肋巴活佛是青海的贫苦藏民，父母兄妹均被反动军阀迫害致死。民国初年，他被水磨川寺卜算选定为肋巴佛转世灵童,在松鸣岩举行坐床典礼，成为十八世肋巴活佛，每年四月二十八日，肋巴佛都要来松鸣岩寺朝拜祖庭，高龙舟作为院主，在迎来送往的热情接待中，与活佛结下了深厚友谊，成为要好的朋友，肋巴佛多次到八松高龙舟家中作客。
1943年初，肋巴佛率领临潭汉、藏群众参加甘南农牧民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压迫，起义失败后，在国民党疯狂追捕肋巴佛的恐怖日子里，高龙舟一家掩护肋巴佛逃过敌人追捕，将活佛秘密送到松鸣岩密林中隐藏起来，送食物、通风报信，使他安全转移到渭源，与党的组织陇右工委接上了头……
高龙舟对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政策有所了解，是缘于中国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1936年农历六月廿三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12师，经过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跋山涉水到达康乐县南部莲麓乡、景古城等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主张，并建立苏维埃政权，高龙舟通过国民党官方情报、各族人民口头传颂的消息，对红军的严明纪律、民族政策，党的奋斗目标，有了初步的了解，对他产生很大影响，这为他以后为民请命，为党立功的伟大壮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43年7月，甘南农民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政府调兵遣将，依靠地方武装进示清剿。高龙舟对国民党政府镇压农民起义的命令拖延了事，而对处于险境的农民斗争骨干则尽力保护。那时，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下，农民起义军几位领导人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农民起义军的领导人王仲甲、肖焕章通过关系与康乐自卫队总指挥高龙舟、大队长张朝鉴等达成秘密协议，安插了王化莲(地下党员，临洮石家山人)同志在张朝鉴部队里搞勤杂工，他身穿军装，来去自由，以合法的身份搞地下交通联络工作，自卫大队若有清剿行动，他都提早向起义军的领导人通风报信，有利于他们防守、撤退、隐蔽，这样既虚张声势地执行了国民党的清剿命令，又保证了农民起义军领导人的安全。而且通过安插的内线，在自卫队里传播进步思想，也使高龙舟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更加坚定地同情革命，倾向革命，思想上逐渐向中国共产党靠拢。
甘南农民起义的重要领导人肖焕章，后来成为中共陇右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高龙舟虽然不清楚他的具体身份，但知道他是为共产党办事的。
有一次，肖焕章乔装打扮成小商贩模样，从康乐前往临洮，在洮河沿被高龙舟带的自卫队拦住，高龙舟已认出了肖焕章，但他假装不认识，高声喝问：“干啥的？”肖焕章说：“我是渡河做生意的。”随后以押送为名，巧妙的掩护肖焕章过了洮河。
民国三十三年(1944 年) 8月，康乐县自卫队仍改编为甘肃省保安司令部直属保安大队，由高龙舟担任副大队长，官兵245人，枪200支。在康乐县城、马家集、苏家集各驻1中队，骑兵中队驻八松村，由于大队长张朝鉴当时身兼多个职务，忙得抽不出身来，由副大队长高龙舟全权负责维护全县的治安工作。
由于维护全县治安有功，1944年高龙舟被驻临洮的国民党第九区专员公署任命为康乐县参议会的参议长。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的历史巨变时期，随着地位的变化，阅历的增长，高龙舟对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逐渐有了明确的认识，因此他当时采取的态度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利用他参议长的身份地位，暗中保护党的干部、党组织，支持革命活动，他家渐渐成了地下党藏身避难的“堡垒户”，他的家人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由于高龙舟忙于“公事”，家里农活营生主要靠大儿子高明远、儿媳牛玉英承担，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高明远在康乐南部莲花山一带经营木材生意。
担任参议长使高龙舟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朋友也越来越多，其中就有一些特殊的朋友。临洮人巩发俊、牛超甫，是1937年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后成为临洮地下党支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他们很早就成了高龙舟的朋友，高龙舟在很长时间内保护了地下党的这两位领导人。由于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临洮一带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为了达到扑灭革命烈火的罪恶目的，国民党反动派在这一期间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为了保存革命力量，1949年5月，巩发俊由临洮秘密转移到康乐，高龙舟安排他们住在自己家里，并让孩子们以“巩大爷”、“牛大爷”相称。
高龙舟对他们说：“目前这里没有什么，先住着看。” 并说：“你们做的事情我知道，我也不对任何人说，放心就是了，不过要特别谨慎小心。”但高龙舟内心时刻在担心他俩的安全，后来考虑到莲花山距离康乐县城较远，地处偏僻山区，是国民党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儿子又在那里做木材生意，是最可靠的人，为了保护两位“大爷”的人身安全，使他们便于开展工作，经高龙舟安排，在高明远掩护下，巩发俊在莲花山隐藏了一段时间，在和他俩的交往中，高明远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也在巩发俊和牛超甫的引导下参加了革命工作。
康乐半坡村地下党支部书记马青仁被国民党逮捕后，高龙舟以他参议长的身份，通过多种渠道，救其脱险。在保护党组织的工作中，绞尽脑汁、筹划筹钱，最危险、复杂的是营救了中共康乐县辛家集总支部领导人辛万年、辛兆庆、辛钟祥等同志的努力。
1949年元月，酒泉团管区的国民党军队一个排来康乐接收200名新兵，这个排当时有步枪10多支，住在康乐堡门外张星五车马店内。这个店北面围墙很低，容易翻越入院。中共康乐县党总支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这是发展武装，对敌斗争的最好时机，绝对不能错过。立即讨论决定夺取该排武器，即刻由党总支书辛万年同志组织联络，制定行动计划，并且征得半坡支部书记马青仁的支持和配合后，首先由半坡支部将马亥克、马主麻二同志卖成新兵打入就要接收的新兵内部，做为助手，到时做好一切内应。2月9日，党总支通知半坡和辛家集支部做好行动前的准备工作。
2月10日晚，康乐县地下党辛家集总支部书记辛万年同志，组织召开支部秘密会议，经过周密安排，计划实施由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马亥克、马主麻掌握的10支长枪，两支短枪，互相掩护，里应外合，解救200名新兵，打开监狱放出犯人的军事行动。由于叛徒出卖，行动计划落入敌人之手，国民党康乐县政府立即派人密查线日，康乐地下党总支书记辛万年，在苏家集活动时被保安队捕获入狱，并从他身上搜出了30多个大烟棒子。第二天，保安队将辛万年交由康乐县自卫队队长张朝鉴、县参议长高龙舟进行审问。消息传来后，辛尧天请辛家集庄子上、家族中，当时在社会上很有威望的老人辛子贞和辛华亭（也是地下党员）设法营救。
高龙舟经过深思熟虑，做好了张朝鉴的思想工作后，两人开始明审暗保，以“大烟犯”论处，只字未提地下党夺取枪支等重大政治问题，示意半坡支部筹集了48个白元（银元），买通几个看守的狱卒，让县参义员辛子珍（辛万年的亲房）将辛万年保释后领出监狱。
2月底的一天，辛万年在康乐县城集市上，宣传革命工作的一次活动中，不慎又被保安队的马队长以“土匪”和“共产党嫌疑”罪名逮捕，立即押回县政府，马队长为了邀功领赏，向县长夏世华进谗言，力主送往临洮专员公署彻查严办。
3月1日黑夜，保安大队秘密押送辛万年到临洮专员公署军法处严刑审讯，追问枪支下落，辛万年说:“庄上有一支步枪，一支手枪，是自卫用枪，群众晚上巡查放哨的，附近村庄的回、汉乡亲们都知道。”3月10日，康乐县军法处派自卫队陈队长，勤务兵杨培林前来辛家集，搜捕抓去辛兆庆、辛钟祥，并收取了步枪和手枪，当时情况十分危急。
高龙舟、张朝鉴深知形势之严峻，辛家集党总支将会遭受严重破坏，负责人将面临惨遭杀害的危险。他两人通过以朋友关系，疏通了时任临洮专区专员何世英(国民党甘肃省第九专区行政公署专员)的秘书李哲林，给他密送了200块大洋，请求他从中斡旋。并向专员何世英私送800块大洋后，他们才下令，派李哲林来军法处亲自审理辛万年，随后又经高龙舟、张朝鉴和地方乡绅王铁舫、苏公聊、麻站长等出面证明，辛家集庄50岁以上群众集体聚集示威游行，各基层的党组织都大力营教，疏通关节，7月20日临洮专员公署以“贩卖大烟罪”，将辛万年释放。随后，辛兆庆、辛钟祥也被释放，这件事挫败了敌人破坏辛家集总支部的阴谋，保卫了康乐县党组织的安全，保护了革命力量。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推向全国。5月20日，彭德怀司令员指挥西北战场的第一野战军解放了西安，打开了进军大西北的门户。蒋介石为拉拢地方军阀为其卖命，任命反动军阀马步芳代理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为了进行垂死挣扎，疯狂地扩军备战，在他控制下的临夏、康乐等地推行三丁抽二，二丁抽一的抓丁暴政，在康乐组建了新编骑兵旅，造成了乡村家家无青年，户户恸哭声的社会惨剧；在前线军反扑陕西，妄图重占咸阳、西安，解放军发起扶眉战役(7月10--12日)，歼敌四个军，马继援败退陇东。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又发起了陇东战役(7月19日-8月3日)进军甘肃,先后解放了平凉、天水，直逼省城兰州。在兰州解放前夕，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机关人员纷纷西逃河西，迁往酒泉。与此同时，王震将军率领的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解放了甘谷、秦安，从天水直插会川、临洮，进逼洮河东岸，康乐县国民党军政人员人心慌慌，纷纷逃避，高龙舟也打算举家搬迁。
针对康乐局势，陇右工委牙含章等制定了“组织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做好群众和上层人士的思想工作，争取力量，减少阻力，力争和平解放康乐”的方针。为贯彻这一方针，陇右地下党特派高龙舟的二儿子、在临洮明岩中学任教的地下党员高舒风回家做他父亲的工作。
高舒风（1922--2016）原名高明德，高龙舟次子，先后在临洮养正学校、兰州一中读书，1945——1949年，在西安西北联合大学政史系读书期间，参加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革命斗争，加入共产党。1949年初大学毕业，回临洮任教，受陇右工委领导，积极参加迎接解放的地下工作。高舒风奉党组织指示回到家中，耐心的对父亲分析形势说：“时局大变，势在必然，今后的天下就是共产党的，共产党的到来是迟早的事，逃到哪里也无济于事。”
高龙舟说：“共产党我并不害怕，共产党不乱杀人，民国二十五年红军过境，包围了临洮城，死的都是国民党的军队，老百姓连一个人也没死，有的人还跟上红军走了。我最怕的是马家军队，地方上一乱，他们就趁机杀汉人，地方上就要遭大难。”高舒风进一步分析说：“只要穆扶提门宦与张门门宦平静无事，韩起功(马步芳部师长，驻康乐广河)是挑不起当地回民的，你不要过份怕他们”，经过儿子分析劝说，高龙舟最后坚定的表示，：“我决不外逃，死也要死在康乐这个老窝！”由于参议长一家安然未动，稳定了很大一部分人。高舒风又进一步动员父亲积极行动起来，按地下党的指示进行工作。在这紧要的历史关头，高龙舟终于认清了形势，从康乐全县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出发，积极配合党组织为康乐解放开展工作。动员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特别是联络驻康乐的国民党新编骑兵旅二团团长张朝鉴(字宇芝)及保安队起义，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维护了康乐社会的稳定，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在中共陇右工委及康乐地下党领导下，经高龙舟和各界进步人士共同努力，康乐和平解放的条件日趋成熟。
当时在康乐境内盘踞的主要反动武装就是马步芳手下的韩起功率领的新编骑兵军，驻扎洮河西岸一带，企图扼守洮河，抵挡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王震兵团的前进步伐，8月15日，匪徒们烧毁洮河浮桥、康家崖渡船，切断洮河交通。
8月16日，临洮解放后，当王震将军率领的第一兵团到达临洮县城时，陇右工委书记陈致中带领临洮群众和100余名能工巧匠，协助解放军工兵团抢修洮河浮桥，宁定县(今广河县)三甲集镇东关村地下党员马进昌（经名尤努斯）、裴建炳、马春发等人挺身而出，主动到临洮孙梁家找地下党员孙琳联系，并动员开明人士马光贤等出面，动员临洮和宁定两地工匠、水手200多人，日夜突击，征集船磨20余艘，将船磨连接起来，上面盖上木板，在100多米宽的洮河上架起了一座临时浮桥，保证了解放军大队人马和军用物资顺利向临夏进军。
8月18日，中共康乐县工作委员会在临洮成立，肖焕章任书记，康乐县地下党组织及各界进步人士辛华亭、高龙舟、王铁舫、高晓舟、马勤儒（康乐县八丹乡人）、马仲奎、白必正、刘尚义、孙志武、雍振伦、苏云舫、何柱安、余茂修、田玉龙、高志杰、张养珊等聚集在白必正家中，共同密商欢迎解放军的事宜，决定分两路向驻在临洮的解放军送信联络。
18月18日夜，时任国民党康乐县参议长高龙舟、县党部书记王铁舫和新编骑兵旅旅长马益寿、地下党员马勤儒等商议后写好密信，委派雍振伦、温德卿、刘尚义、孙志武、高志杰等5人，分头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第四军（军长张达志）11师的先头部队接洽，为新编骑兵旅二团团长张朝鉴率部起义牵线搭桥，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王震大军解放康乐。
8月19日凌晨，雍振伦经山路把信件送到在临洮西坪的解放军驻地，由温德卿、刘尚义、孙志武、高志杰4人走川路将信件送给解放军，并带回了解放军写给马益寿的密信，返回途中被马寿天的“杆杆队”抓获，为了请功将4人押送到韩起功的军部，除高志杰逃脱外，其余3人均被杀害于高家集大坪。韩起功截获解放军给马益寿的密信后，准备对马益寿率领的骑兵旅进行镇压，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高龙舟、马勤儒、马益寿等秘密商议，火速通知未转移的回、汉群众，快速隐藏起来，帮助乡亲们免除了一场灾难，他们对康乐的和平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驻守在洮河西岸的韩起功新编骑兵军的残兵败将们，看到王震将军率领的解放军，强渡洮河的凶猛攻势时，慌忙撤离西岸阵地，沿着康乐虎关红山、流川一路逃往宁定（现广河）、临夏方向。张朝鉴的新编骑兵二团何柱臣连长率领的第一连在温家山（临康交界处）起义，给解放军从山路西进康乐打开了方便之门。
张朝鉴（1895——）字宇芝，男，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康乐县鸣鹿乡洼滩村人，在民国时期曾任新编十四师骑兵连连长，礼县盐关镇税务分局局长，康乐县鸣鹿乡乡长兼乡自卫队长，康乐县自卫队大队长。1949年7月，康乐县自卫队队长张朝鉴被国民党任命为马步芳新编骑兵旅二团团长。马步芳命令张朝鉴主动寻找机会进行出击，拦截向临洮、康乐进军的解放军。张朝鉴是高龙舟多年的患难朋友，对高龙舟的话一向言听计从，在高龙舟等老朋友们的劝说引导下，他一直按兵不动，故意拖延时间，不仅不向解放军出兵开枪，并且还主动派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第四军军长张达志等领导人秘密联系，策划起义，这引起了马步芳的恐慌和恼怒。
8月19日，张朝鉴截获了韩启功(马步芳的军长)给马寿天（新编骑兵旅一团团长）的密信，信中命令马寿天：如果张朝鉴和共产党解放军秘密商议成功，准备起义，必须立即就地解决张朝鉴。同时，根据侦察兵报告，韩启功的骑兵排尾追张朝鉴的团部，还接到旅长马益寿调张朝鉴的部队，绕道槐山子梁向临夏进军的命令。
为了避免和解放军正面作战，也为了300多名士兵的生命安全，张朝鉴于8月20日率部退守康乐西部八松乡扎子河后，紧急召开了团部会议，会上决定所有部队不去临夏，如果去临夏弊多利少，300多名战士的性命不保，出了问题难以向乡亲父老们交待，火速派副官乔生贵、五连副连长苏克章，持团长张朝鉴亲笔书写全团决定起义的信件，前往苏集双寨，竭见解放军的冯团长、贺政委，商谈起义后的许多事项。
在高龙舟、马勤儒、王铁舫、马益寿等爱国、进步、民主人士们的提前秘密修书和多次联络下，谈妥部队招待联络人员吃午饭，随即由解放军派出孙天玺，送走了接受起义的复信，张朝鉴立即率领第二、第五连及团部所属人员，从扎子河撤出来，到童家寨起义后接受改编，王震司令员还特意发来了贺电。
8月21日，张朝鉴的起义部队在苏集镇双寨庄里，聆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郭鹏军长的讲话，大意是宣传政策，赞扬起义，还对起义、投诚、投降、俘虏、分别作了解释。并命名该团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洮西分区康乐独立团，保留原建制，任务是收编散兵，维护地方治安，支援前线。为了加强党对这支军队的绝对领导，特别派遣王振义同志为团指导员。
8月22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同志发布命令：“团长张朝鉴率部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人民服务，保护康乐全县政权及人民生命财产，拥护解放军，执行毛主席、共产党的现行政策，所属部队着即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陇右游击队康乐独立团，委派张朝鉴为团长，肖焕章为政治委员，刘之泉为参谋长，驻防康乐，保护交通，维持地方秩序，肃清散兵游勇”。
不久又收到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发来的贺电，大意是：祝贺张张朝鉴团长率部起义，执行共产党毛主席的现行政策，特此电贺!（此电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遗失）时隔不久，康乐独立团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军区警卫第五团，肖焕章任司令，马永祥任副司令，郝崇州任政委，刘之泉为参谋长，辛万年为副参谋长。
在高龙舟、马勤儒、王铁舫挚友们的劝导感召下，使得张朝鉴由一名旧军人彻底转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干部，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揭开了新的一页。他热爱共产党、热爱家乡、热爱新中国，自觉执行党的政策，在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设新政权，肃清各类土匪、反动派、特务组织，维护地方社会治安等许多方面，都做了大量而有益的工作。
1949年8月18日，中共临洮支委领导人牙含章（化名康明德）在临洮召集会议，在会上宣布洮河浮桥已经修好了，明天早上五点钟，解放军从临洮出发解放康乐，康乐工委随军去接管康乐县，积极作好支前工作，支援大军西进，不得有误，宣传工作团由辛华亭和辛尧天等3人负责，成员有赵克义、赵平如、杨杰如等十余人。
1949年8月20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6军185师的全体将士，已分山路和川路步行从临洮向康乐进发，，军阀韩起功残部很快被击溃。地下党组织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张贴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欢迎人民解放军”、 “拥护解放军”、 “支援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等红绿标语；有的老板鸣放鞭炮；有的商铺老板，还在铺面门前设立茶水站，手捧西瓜、烙饼，让解放军战士吃喝；有的手牵牛羊，准备犒劳人民子弟兵。老百姓们双手挥舞着彩旗，夹道欢迎解放军进城，康乐当即和平解放。参议长高龙舟也牵羊挂红与人民群众一道欢迎解放军。
中午，第一兵团王震司令员、二军军长郭鹏、政委王恩茂、参谋长左齐等途经康乐，在商人何珠庵的小百货铺前（今康乐县邮政储蓄银行的地方）召集各界人士开会座谈，宣传党的政策、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强调了党的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王震司令员当时在一个硬质纸烟盒的背面，书写了任命书，任命本县德高望重的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高龙舟先生为康乐县人民政府县长，兼任康乐县人民法院院长，共产党员马忠堂（陕西绥德人）和地下党员马进昌（广河县三甲集镇东关村人）为副县长，王铁舫为秘书长(康乐县八松乡马巴庄人)，组建了康乐县人民政府。
由于刚刚解放，高龙舟以自己较长时间在国民党地方政权干事，对党的政策不太理解，当王司令员任命他当县长时，他还心存顾虑，面有难色，王震司令员当即风趣的说：“我就是大家知道的王大胡子! 我让谁当军长、师长、他都一定要服从，叫你给人民当县长还不乐意，不要怕嘛！”。经过王震司令员的鼓励，他才拿着王司令员亲笔写的一纸手令，到县城堡子内(今公安局所在地)找到了解放军团部，在首长们的热情支持下正式上任。下午，中共陇右工委派吴有魁等率二十多人接收康乐工作团到达康乐，正式组建了康乐县人民政府，取代了国民党旧政权。
康乐县人民政府新政权设立了秘书室、文教科、民政科、财政科、经建科，法院，委派了政府下属四科负责人，民政科长吴有魁，财政科长辛华亭，文教科长车正轨，经建科长曹长卿，法院院长辛尧天。
同时，以肖焕章同志为第一任县委书记的中共康乐县委工作委员会也正式开展工作。
从此，高龙舟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进入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建设各族人民的新康乐而奋斗的一个新时期。
新政权成立之初，最紧迫的任务首先是从人力物力上支援解放军西进。康乐县党组织和高龙舟、马进昌、王铁舫等政府领导，一上任就全力组织开展了支前工作：一是成立了20多人的支前委员会，找来了原县田粮处的旧职员，展开筹集粮草工作；二是联系水磨主20多人，加工面粉，收买柴草，并在马家集、苏家集等地设立支前供应站，支援解放军过境；在支前工作中，康乐县共计给解放军供应粮食面粉420000多斤，木柴6万多斤，麦草50万斤，组织临时担架19副，牲畜19头，大车120辆，三是动员家乡子弟踊跃参军，在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宣传下，有1500多名临洮、康乐等县的1500多名青年和学生踊跃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高龙舟16岁的孙女高培芳也加入了解放新疆的队伍中，徒步数千里进军新疆。
康乐的和平解放，以及父老乡亲们积极捐赠的这些充裕物资，为王震将军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强渡黄河，和平解放临夏，一路顺风向西挺进新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跟随王震将军进疆的青年和学生成为了解放新疆、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重要力量。他们中的许多人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也造就了一大批专家学者，为新疆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青春和力量，书写了洮河儿女壮丽的人生篇章。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工作千头万绪：支援前线、剿匪反霸，恢复生产、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医治战争创伤，一系列艰巨的任务摆在政府和人民面前；马匪主力已被消灭，但国民党残匪特务还很猖獗，残杀干部群众，企图摧毁新生的人民政权。已是花甲老人的高龙舟，以满腔热情和他的同事们，日夜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骑着政府配备给的一匹走马,常常冒着生命危险，翻山越岭，涉水过河，不畏艰难，矢志不移，带领干部群众，为康乐人民政权的建立，为新社会的建设日夜操劳；他自觉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提高思想认识和觉悟。在疾风暴雨般的社会巨变中，他坚定不移地走党指引的革命道路，一次次经受住了考验，成为深受党组织信任和群众爱戴的民主县长。
1949年8月21日，中共陇右工委组建康乐游击支队，由县委书记肖焕章担任司令员、马永祥任副司令员，带领200多名游击队员，进驻康乐。后改编为临夏军分区警卫团，肖焕章任团长，马永祥任副团长，部队发展到500多人。随着区、乡政权的建立，各区成立了游击队。原国民党武训部队刘之泉率领的231师691团起义军，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第四军11师师长郭炳坤编入警卫团独立营，刘之泉担任独立营营长。
9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二军军长郭鹏，代表王震司令员为张朝鉴颁发了《委任状》，把他的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洮西军分区独立团，张朝鉴任团长，肖焕章任政治委员，刘之泉担任参谋长，负责康乐县的治安工作。
当时国民党马匪主力已被消灭，但散兵残匪仍在窜扰，零星枪声时有响起，社会上谣言也不断传来，群众对反动派的报复心有余悸。针对国民党反动派马步芳统治集团利用民族习俗、宗教信仰问题在各族人民中进行挑拨煽动，散布“共产党来了要杀回灭教”、“共产共妻”谣言等罪行，高龙舟、马进昌、王铁舫等领导政府干部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召开各类会议，通过访亲拜友，走乡串户等活动，大力宣传党的民族团结和统一战线政策，向群众说明共产党的军队是各族人民的子弟兵，共产党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等等，并动员被解放军俘获后助资回家的少数民族士兵现身说法，引导、劝导乡亲们早日回家安居。由于马进昌、高龙舟等党内外爱国人士苦口婆心、耐心细致的劝导，义务宣传，从而揭穿了敌人的谣言，解除了大部分群众的顾虑，稳定了情绪。农业、商贸业很快得到了恢复发展。
1949年9月9日，西北局派来的陕北老区支援新区工作团到达康乐，正式成立了新的中共康乐县委，王汉臣为书记，张培信为副书记，委员8人；组建新的康乐县人民政府，县长高龙舟，副县长马进昌、张培信；设立了中共康乐县委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康乐县农民协会、康乐县治安委员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康乐县工作委员会和县政府组织机构武装科、公安局、工商科； 12月设立了康乐县民族事务委员会，马勤儒任主任委员，张星武、马福庵、马明驹等为委员，使崭新的康乐县人民政府真正成为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政权。
11月23日，县委县政府联合发出“关于摧毁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通知”,废除民国时期8乡63保821甲的保甲制政权，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区乡政权,建立了中砥（辖大羌湾、杨庄、新治街、五达子4个乡政府）、乐善（辖吴坪、高家、道家3个乡政府）、流川（辖清水、党川、白王、老树沟4个乡政府）、苏城（辖丰台、苏集、八松3个乡政府）、鸣鹿（辖八丹、哈鹿、鸣鹿3个乡政府）、胭脂（辖庄头、马集、西坡、斜路4个乡政府）、景古（辖景古、五户、丁滩、安龙、莲麓、地寺坪6个乡政府）、康宁（辖草滩、新集、普巴3个乡政府）8个区委区政府，设立书记区长各 1名、副书记副区长1至2名，成立乡支部乡政府30个，设支部书记乡长各1名，支部副书记副乡长1至2名。至1950年元月，基层政权基本建立。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境康乐后，潜伏在深山老林里的国民党特务、土匪头子，组织起小股匪徒，偷袭抢劫人民财产，扰乱社会治安，还有些抢得零散枪支的残兵败将，白天为民，夜晚为匪，为非作歹，扰乱群众生活，杀人事件时有发生，闹得鸡犬不宁，甚至还有边远山区部分群众，人心慌慌，开始逃难，群众不能正常生活搞生产。
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治安。9月下旬，在县委书记王汉臣，县长高龙舟等人的提议下，中共康乐县委决定，成立康乐县武装工作队（简称康乐武工队），由马勤儒为队长，公安局长郝生亮为指导员，辛华亭和辛尧天为副队长，选拔赵克义、 赵发祥、杨杰如20多名同志为队员，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号召难民归庄，恢复劳动生产，建立新的村政权，消灭散匪，收缴散落在农村的枪支。
1949年9月底，在前后东湾，扎子河、那尼头、风转磨梁、朱家山、瓜梁等地方，时常有不明身份的小股土匪，扰乱社会治安，县上从各单位抽调干部20多人和游击队一个排，共50多人组成的武工队，在刘之泉、辛华亭、马勤儒等领导的带领下，活动在八松、鸣鹿等地，维护治安，动员外逃难民及时返乡。
康乐县武工队经过两次攻打风转磨碉堡内的敌人，烧毁敌窝铺数处，拔掉了匪穴。在瓜梁战斗中，击毙八羊沟木热亥木匪徒2人，并夺回全部抢劫的财物，交苏城区（当时辖丰台、苏集、八松3个乡）政府发还失主。朱家山战斗中，武工队队员1人抢救伤员2人，一名是解放军某部驻苏集宋连长部下，另外一名叫谢昆山，临洮人，独立营排长，天黑前，安全转送到了各自部队，后来与谢见面时，他还称康乐县武工队为救命恩人。
1950初，配合解放军剿匪部队35团，高龙舟和副县长张培信、马勤儒带民兵赴流川、白王一带招抚土匪33人；6月，到沿山一带招抚土匪159人投诚，匪患大体肃清，极大提高了新政权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1950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压运动的示。10月2日,康乐县治办委员会成立,高龙舟作为一县之长，担任治办委员会主任，主持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年底在墩湾浮获惯匪赵凯臣；1951年初，召开全县首次公判大会，镇压了怙恶不悛、血债累累的惯匪马文喜父子；5月镇压了判匪马明礼等3人；宽大释放胁从犯24名，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势力的嚣张气焰，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与镇反、剿匪紧密相联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动员难民上庄返村，由于土匪残杀、胁迫及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偏远山区的百姓纷纷外逃，抛舍家园、进入深山林区隐蔽,饥謇交迫，风餐露舍，冻病饿毙者不少，人民政府对此极为关注, 高龙舟和县上其它领导一起，多次深入到苏集、八松及全县各乡村，耐心解释，说服动员外逃百姓上庄返村，恢复生产、开展生产自救,从而安定了社会秩序。
自从康乐县和平解放以后，在县委和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党内外各位爱党、爱国、爱家乡有志之士的齐心协力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下，共同捍卫了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政权，康乐县人民崭新的民主政权不仅完全建立，而且还不断完善。从此，康乐人民迎来了阳光灿烂的春天，谱写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
图为高龙舟（右一）马忠堂（中）和秘书延振刚（右三）于1952年冬季在康乐县城的合影
1950年月10月，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对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侵犯，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高龙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带领全县人民开展抗美援朝运动。1951年初，县上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政协常委会，高龙舟当选为主任委员。常委会决议给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赠送锦旗两面、人民币100万元(旧币)，4月12日，全县召开声援抗美援朝大会，签名者40216人，至7月，全县各国人民共捐献飞机大炮款19亿多元，通过这场运动，也对全县各族人民进行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民族团结空前提高。
在高龙舟担任县长的十年时间里，康乐的政治、经济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社会繁荣进步城镇乡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民族团结出现了崭新的局面。整个五十年代,由于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各族入民共同努力，改天换地，初步改变了康乐经济文化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为以后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中，最使他引以为豪的是康乐教育的发展。
高龙舟对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历来有着深刻认识，做为县长,除主持全县工作外，分管文化教育。他以上级“整顿巩固、 重点发展、 保证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和国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和教育部的有关法令为指针，明令学校的基本工作是教学，课堂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本形式。实行新的教学计划，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教育，建立尊师爱生的新型师生关系。农村开始兴办民办小学和农民识字班、冬季扫盲班。
1950年2月底至3月初，在新旧政府交替的纷乱局面中,县上召开了解放后第一次中学、完小、初小校长、主任座谈会，研究讲座教育问题，使因社会变动而停课的学校恢复教学工作秩序，步入正规，特别是从经费、师资方面加强了康乐初级中学(今康乐一中)办学力量。至1954 年全县有完全小学9所，初级小学44所，其中民办3所。至1958 年，全县小学增加到119所。
由于县上政府领导的重视，教职员工的辛勤努力，全县各级各类学校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为社会培养出了批人才，如曾任兰州五中校长的黎树泰、国画家舒春光(北京艺术学院教授)、书法家司启和(白银中学教师)、林业专家何启智(牡丹江市林管局科研造林育苗工程师)、西北师大中文系教授王培青、兰大物理系副教授李思渊、新疆作协副主席周非、新疆畜牧研究所高级畜牧师杨尔济、原甘肃省副省长年得祥等，他们都是五十年代毕业于康乐初级中学的学生。由于五十年代康乐教育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形成了尊师重教、勤学苦读的良好社会风尚，至六十年代初，康乐中学在1959--1961年高考升学中名列全临夏州第三名，出现了解放后第一个辉煌发展的时期，高龙舟也常常以自己为康乐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了一定工作而自豪。他也因此获得社会各界人士的称赞，著名国画大师舒春光曾在《龙舟赞》里说：
高龙舟一生坚持真理，不畏权势，追求进步，从不畏缩。对落后思想、 封建势力，毫不妥协，凡认定对人民有利的事，即躬身实践，锲而不舍，终身不渝。同时他乐善好施注重朋友情谊，待人襟怀坦荡，忠诚相见，特别爱护青年，爱惜人才，深受大家的爱戴。在他担任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时，一块的队员们无论谁遇到困难，不分民族贫富，一定解囊相助，鼓励他们勇敢乐观地战胜困难，还要成为对家乡有用之才，所以他的队员，不管回汉老少，一有闲余时间，都乐意找他来利用讲故事，做思想开导，人人对他心悦诚服，在群众中德高望重。
“为官避事终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他对旧社会反动派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压榨百姓的罪恶行径深恶痛绝，所以他特别关心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千方百计为劳苦大众办实事，办好事。
高龙舟本身是受苦人出身，少年时曾跟从大人学种庄稼，寒冬腊月在深山里烧木烘炭,他饱尝过人世间的辛酸苦辣，以后虽然身份变了，但他始终不忘农村、不忘农民，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农民本色。他经常讲“要把田种好，庄稼是养人之宝，粮食多了，才有好日子过。” 鼓励农民精心务农。还说:“家里有粮心不慌”，教育农民储粮备荒。由他主持修建的苏集九玶渠、苏城渠至今灌溉着大片农田。由于他说话朴实诚恳，乡亲们都亲近他，由于他平易随和,大家都愿意把心里话掏出来。
高龙舟先生是解放后康乐县人民政府的第一任县长，自1949年8月20日至1959年12月，整整十年，连任康乐县人民政府第一、第二、第三届县长，在康乐人民政权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康乐的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他亲身经历了康乐从贫穷落后黑暗动荡的旧社会到安定团结走向光明的新社会，是康乐历史巨变的见证人和重要推动者，是在临夏州有重要影响的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他是人民的县长，更是老百姓的知心朋友，他以宽广的胸怀和高尚的品行赢得了全县回、汉、藏、东乡等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老百姓们大多不称“县长”而亲切的称他为“龙爷”。
解放前，在苏集镇的一个小山村里，居住着从天南海北逃难来的外地人，因为土地和宅基地时常与本地人发生纠纷。有一户从西和迁移来的王姓货郎，老婆去世后，与姑娘相依为命，他们农闲当货郎，农忙给别人打短工，用积攒的血汗钱买了一处宅基地，但几家邻居时常蚕食庄基地，因为是外来户没有家族和亲人帮忙，更无钱打官司，他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1953年4月中旬的一天，王货郎准备翻修破旧的草房时，几家邻居又和他纠缠，致使他的修建计划破产、停工。当王货郎听说新上任的高龙舟是一位清正廉洁，为民办事的青天大老爷时，就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步行到县政府去找县长，鸣冤叫屈。高县长在办公室热情接待了这位货郎，耐心听了他的委屈，后即带领马进昌，马忠堂两位副县长和秘书延振刚共同来到了王家。高县长召集来王货郎的左邻右舍和全村男女老少，认真讲解了党的土地政策和国家土地法令并按照各自展示的证件和契约，拿着皮尺，亲自丈量了这个外来户的宅基地，并且按尺寸，让四方邻居们当场退还了各自以前，蚕食王货郎宅基地的地方，当场为各家书写并办理了土地和房产所有证。同时在全县开展了专项清理工作……
高龙舟参加革命工作时虽然已是花甲老人了，但他能够自觉的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自觉接受党的领导，自觉向党员干部学习，按党和人民的需要严格要求自己，他从康乐县各项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和日新月异的变化中，亲身体会到了共产党的英明伟大，他把热爱共产党的感情体现在忘步的下作中，体现在对党的各级领导的衷心尊重和团结的行动中。
那是1954年春节的一天，高龙舟准备去给张培信副县长拜年，但又存有顾虑，因为那时候干部都非常廉洁，原则性很强，张副县长是陕北老区干部，老共产党员，在和他共事的几年中，祖父深深了解敬佩张副县长的处世为人，以及他艰苦朴素、清政廉洁的优良作风。思来想去在取得张副县长的同意后,还是去了，张副县长面对高龙舟高兴地说：“别人来拜年我可不接受，老县长是爱国民主人士，,是共产党的好朋友，既然好朋友到了门上，我恭迎就是了！”高龙舟回来后，不胜感慨。那时的高培林还是初一年级的一个学生,还未完全脱离孩子气,但闻知此事，思想上也受到莫大的教育，没几天张副县长又回访高龙舟，高培林看到两位县长长时间的握手言欢，那么亲切，感情又那么真挚，相互之间充满了信任，激动的心潮久久不能平静。
繁重的工作压力和昼夜操劳，使高龙舟先生患了“胆结石”,每当犯病、全身黄透、大汗淋漓，苦不堪言,痛苦之状目不忍睹。党组织和政府领导对高龙舟的病情诊治十分重视，因此才就有了本文开头的感人一幕。
解放初期，国家还有不少困难，但为了挽救一个爱国民主人士的生命，党和政府不惜重金高龙舟将送到省城兰州成功的做了大手术。当时在医疗条件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花这么多的钱治病,在康乐还是首例，在其它地区恐怕也是不多见的。高龙舟回县后,省州有关领导曾来慰问，回汉群众、亲友邻居不断前来看望，人们络绎不绝，持续了一月多。此情此景，使他感慨的说：娘老子生养了我的身子,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如果不是共产党，这么重的病，别说我一个人，就是有十个也没有了。”
1959年9月，康乐、和政、广河3县合一为和政县，高龙舟担任该县政协副主席，继续以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参政议政，与共产党风雨同舟、合作共事、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高龙舟一生崇德尚文，胸阔志远，公道正直，善待百姓，尤其经历了新旧社会的巨变，使他深刻感悟到教育、文化、科学的重要性，更明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哲理，他的家风是重德启智，崇尚文理，他的后代们勤奋好学，自强不息，刻苦向上，努力拼搏，在祖国各地和各条战线建功立业，颇具影响，深受社会各界的崇敬和仰慕。
图为刘之泉长孙晏继祖(前排左一)采访高龙舟孙子高培麒(前排中)，宗亲高宏(后排中)，重孙高宥平(后排右)和高增平(后排左）以及马进昌孙女马正芳(前排右)时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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